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基础—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思想介评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在10月9日公布。两位获奖者分别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宣布他们的主要贡献时指出，丹尼尔，卡尼曼是“因为将心理学研究结合到经济学中，特别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人类判断和决策”；弗农．史密斯是“因为将实验室实验作为经验经济分析的一种工具，特别是在可选择的市场机制研究方面。”这说明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地位得到确认和加强。本文主要对二者的思想进行介绍，并作简单评论。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础
　　20世纪中叶，爱德华(Edwards)提出将行为决定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主题，并确定了研究的程序，西蒙(Simon)提出了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处理和决策方法。但是真正对此展开深入研究的是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尽管卡尼曼的研究还坚持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主要还是经济学的。他的大多数论文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其引用率在经济学领域一直非常高。如果说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传统规则中存在联系障碍，目前许多研究致力于在二者之间建立起联系方法：一种是实验的方法，另一种是理论建模的方法。
　　1.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启发法和偏见
　　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发现，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与传统经济理论对理性的假定存在系统差别。他们早期的大多数研究强调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人们一般不能完全分析包含经济和概率判断的情形。在这些情况下，人类决策依靠某些捷径或启发法，这些方法有时存在系统性偏差。
　　—个基本的偏差是个人似乎运用小数法则，将同样的概率分布归结为小样本和大样本中的经验平均值，从而就违反了概率论中的大数法则。例如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发现，参与实验者认为在给定的一天中在大医院和小医院中出生的小孩中男孩的比例高于60％的概率相等。一般情况下，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随着样本的增大，随机变量对平均数的偏离是不断下降的。更精确地说，根据统计上的大数法则，随机变量大样本独立观察平均值的概率分布在随机变量的期望值附近集中，并且样本平均值的偏差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大会趋近于零。根据心理学的小数法则。人们相信小样本的平均值也会向随机变量期望值附近集中分布。
　　小数规则的一个例子是，如果一位投资者观察到一位基金经理在过去两年中的投资业绩好于平均情况，就会得出这位经理要比一般经理优秀的结论。然而真实的统计含义非常微弱。一个相关的例子就是赌徒谬误，许多人都希望随机的第二次抽彩与第一次没有关系，即使抽彩从统计上看是相互独立的。在投掷硬币游戏中，如果前几次大多数出现正面，那么很多人就相信下一次投掷很可能出现反面。最近的研究描述了小数规则对经济决定的重要作用(Rabin，2002)。
　　小数法则与典型法，即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发现的作为人类判断重要因素的启发法相关。他们在几个重要实验中阐明了这种启发法的功能。参与实验者要求根据描述对一群人进行归类，比如说分成“商人”和“议员”。从给定的人群中随机找出一个进行描述，其特征包括“对政治感兴趣，喜欢参与争论，热衷于出现在媒体中”，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个议员，即使选定的人群中商人的比例更高这一事实使该人更可能是一个商人。他们进一步检验了这一观察到结果。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某些参与实验者拥有关于人群组成比例的明确信息。一个方案是要被分类的人群是从30％工程师和70％律师组成的一群人中抽取的；另一个方案中比例相反。结果表明这种差别对参与实验者的判断没有影响。
　　施莱佛(Shleifer)认为，小数法则和典型法可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某些反常(Shleifer，2000)。例如对股票价格的过度敏感可能是投资者对利好新闻短期刺激过度反应的结果。
　　概率判断另一个共同偏见是有效性，人们通过简化特定事例判断概率。结果是人们更倾向于明显的或便于记忆的信息(Tversky and Kahneman，1973)，认知心理学的一个一般发现是，与不熟悉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便于记忆，也相信其更加真实，相关。这样，熟悉和有效就对精确和相关起到提示作用。因此，媒体中某些信息极少重复，如果不考虑精确性，人们就会更容易认为其有效并因此而产生错误认识。
　　这一人类判断的证据表明，人们的推理向概率论的基本法则提出了系统挑战。卡尼曼的研究阐明了这一点，向传统经济论基础之一的经验有效性提出了非常严肃的质疑。
　　2．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预测理论
　　有证据表明，不仅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而且决策也与传统经济理论产生了系统背离。特别是，不确定条件下的许多决策与预期效用理论的预测发生了分歧。
　　莫里斯．阿莱首先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冯．诺伊曼—摩根斯坦一萨维奇(Von Neumann—Morgenstern—Savage)预期效用函数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阿莱悖沦(Allais Paradox)”。例如许多人宁可选择3000美元的固定收益，而不愿意以80％的概率获得4000美元，20％的概率一无所获。然而，在同样一群人中，有人宁愿以20％的概率获得4000美元，而不愿以25％的概率获得3000美元，尽管两种情况下概率下降的幅度相同，都是0．25。这种偏好对所谓的预期效用理论替代公理提出了挑战。卡尼曼提出了偏离预期效用预测的大量例证。
　　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是，比起绝对条件下的结果，人们通常对结果偏离某些非连续偏好水平的方式更敏感。这种更侧重变化而不是水平的现象可能与认知心理学有关，即认为人类对外部条件，比如温度的变化要比其水平值更敏感。
　　然而，与偏好水平相关，对同样大小的收益和损失产生的影响，人们似乎认为损失的影响更大一些。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估计，适当损失造成的负面影响大概是同样收益正面影响的两倍，即人们的偏好更倾向于(局部)厌恶损失。对一次小的赌博来说，人们宁愿选择保持现状，也不愿以50％的概率赚取12美元，50％的概率损失10美元。根据传统经济理论，这与大额收益与损失下的隐含偏好不同。对于巨额损失，人们明显是个风险喜好者，这个一般发现与风险厌恶的传统假定明显不符。例如，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发现，在10个人中，7个人会选择以25％的概率损失6000美元，也不愿选择以25％的概率损失4000美元，25％的概率损失2000美元。因为两种抽签下预期损失的货币值相同，第二种情况只不过是第一种情况的平分。在传统的风险厌恶假定下，这两者应该没有差别。
　　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给出了他们的解释。他们认为，预期效用理论是公理，而他们的预测理论只是一个描述(Kahneman and Tversky，1979)。这是通过经验观察以归纳的方式提出来的，而不是在一系列公理的基础上演绎出的。后来，他们认为两种理论实际上都是必需的：预期效用理论刻画理性行为，而预测理论描述实际行为(Tversky and Kahneman．1986)。尽管预期效用理论在某些明显的简单决定问题中对现实选择给出了一个精确描述，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决定问题非常复杂，这需要关于行为的更加丰富的模型。
　　预测理论提出了几个在传统经济理论中表现反常的规则：人们在购买小额物品时宁可驱车很远节省几个美元，而不愿在大额购买中驱车同样路程节省更多货币。
　　总之，卡尼曼及其同事的经验研究表明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几个选择规则，并且在预测理论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对解释这些规则做出了重要贡献。卡尼曼的研究给经济学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且在随后的模型建立中通过改变对实际决策者所犯一般错误的决策分析提供了工具。预测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即著名的累计预测理论(Tversky and Kahneman，1992)指出了传统版本的缺陷。而且累计预测理论还要求对大量结果进行预测，并与随机领域一致。
　　相对于预期效用理论，预测理论向精确描述不确定条件下个人行为迈出了重要一步。现在它已经形成了这个领域应用经验研究的基础。
　　二、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直到最近以来，经济学还被看作是一门不可实验的科学。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学家“不能从事化学家或生物学家的控制下的实验，因为他们不易控制其他重要因素。他们像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一样，一般只能限于以观察为主。”但是几年之后，主流观点发生了变化，尽管经济学实验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经济学家越来越依赖实验来解释经济行为”。
　　最早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有人认为至少可以追溯到1738年伯努利(Bernoulli)所进行的有关“匹兹堡悖论”的实验(余剑梅，1999)。但是近期的研究主要是从张伯仑(Chamberlin)1948年的实验开始，其目的是要检验完全竞争的新古典理论(Chamberlin，1948)；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泽尔滕(Reinhard Selten)等曾利用实验方法研究寡头市场的价格形成(Sauerman and Selten，1959)；纳什等人曾经利用实验方法检验博弈论的预测力(Kalish、Milnor、Nash and Nehrig，1954)；另外，西格尔(Siegel)和富莱克(Fouraker)也曾作过讨价还价实验的研究(Siegel and Fouraker，1960；Fouraker and Siegel，1963)。
　　然而，对实验经济学主要的开拓研究主要还是弗农．史密斯开始的。他不仅自己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还带动了一批学者进行这项研究，开创了独立的研究学派。他的贡献主要集中于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实验、不同拍卖形式的检验以及实验经济学方法等。
　　1.市场机制
　　史密斯关于实验经济学最早的研究是受张伯仑启发。张伯仑认为其实验结果是对完全竞争市场标准新古典模型的歪曲，因此放弃了这种实验。史密斯认为，参与实验者面临的实验环境越接近真实市场，实验的结果就可能越好。这样，他在一个复式口头拍卖(double oral auction)实验中，把参与实验者随机分成两组：潜在的买者和卖者。给每个卖者一单位商品，并且秘密告诉他该商品的保留价格(reservation price)。假设保留价格为v，如果卖者卖出的价格p大于v，那么他就能够赚取p—v的报酬。同样，也秘密告诉每个买者一个w的保留价格，如果他购买商品的价格p小于w，那么他就可以得到w—p的报酬。基于这样一种保留价格分配，史密斯画出了供给和需求曲线，并在二者的交叉点确定了竞争均衡的价格。每个买者和卖者并不知道这一点，更不可能计算出理论上的均衡价格。但是，使他惊奇的是，他发现实际交易价格非常接近理论上的均衡价格。史密斯以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类似实验以检验这一结果是否只是一种巧合。这些实验不但没有推翻最初的结果，反而使其得到进一步证实。在普洛特(Plott)和史密斯的合作研究中，他们不仅得出了同样的一般结论，而且还增加了一条：市场制度确实很“重要”。他们还特别比较了在交易达成过程中买卖双方可以连续不断交换价格信息情况下和双方只能邮寄价格情况下的结果。后一种情况的结果表明，实际交易价格只不过以比较慢的速度收敛于理论上的均衡价格。
　　在几乎每一个市场实验中，对假设的检验都要求控制实验主体的偏好，但很困难。因为卖和买一般受买卖双方对收益和损失主观评价的影响，而这种主观评价是不可观测的。张伯仑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一种解决办法，即给每个参与实验者提供一个“准确”的货币刺激。这种所谓的“诱导价格法(induced—value method)”经过史密斯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的标准工具。
　　为了阐明这种方法，考虑一个市场上购买同质商品的主体。假定实验者希望这个主体表达某种需求函数D，即在任何给定的价格下，该主体愿意购买的商品的准确数量q＝D(p)。但是实验者不清楚该主体的效用函数u(W)。史密斯的方法是通过对参与实验者在价格p下的购买量q支付R(q)-pq的报酬归纳期望得到的需求函数，其中R是适当选择的报酬函数。根据经济理论，该主体选择的购买量q根据其从不断增加的q中得到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R’(q)＝p确定。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递增且凹，其需求就会与期望得到的需求函数一致。因为在任何相应价格下，报酬函数R的反函数就恰好等于期望得到的需求函数，即任何相应价格p下，(R’）-1(p)＝D(p)。该方法已经在实验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
　　2．对拍卖理论的检验
　　拍卖理论作为微观经济理论和博弈论最成功的发展之一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史密斯对拍卖理论的假设进行了实验检验，他最先使用可控制实验作为新拍卖设计的“风洞”，因为这些设计在实际运用之前很难进行精确的理论预测。
　　史密斯拍卖实验的研究集中于单一物体出售中运用某种拍卖形式的理论预测。这些拍卖传统上分为四种类型：
　　英式拍卖：竞标者不断提高竞标价格，直到没有人再出更高价格为止，出价最高的竞标者获得该商品；
　　荷式拍卖：出售者在确定的时间从某个高价开始逐渐向下降价，直到有人喊出“购买”为止；
　　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众多买方以书面投标方式竞买拍卖品，出价最高者将以其出价水平获取拍卖品；
　　第二价格密封拍卖：这一方式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类似，出价最高者获取商品，但其支付价格并非自身出价，而是所有出价者中仅次于该出价水平的第二出价。
　　微观经济理论也区分了私人价值和共同价值拍卖。在两种情况下，对每个购买者来说价值是作为随机变量对待的。在私人价值下，这些估价在所有的潜在竞标者中相互独立——购买者的估价是其对物品的纯粹个人估价。相反，在共同价值拍卖中，对购买者来说价值也有共同成分，例如某些相关市场的再出售市场价值和条件。
　　经济理论在私人价值情况下做了三个预测；(1)英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等价；(2)荷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等价；(3)如果所有购买者都是风险中性的，那么四种拍卖形式等价。
　　史密斯做了许多实验以从经验上检验这些理论预测。为了出现私人价值，给每个竞标者指定一个随机的、相互独立的竞价v，这是每个竞标者的私人信息。如果竞标者赢得了拍卖并且支付了价格pt它就会赚p—v的货币收入。对于上面的预测(1)，史密斯发现英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确实产生了相同的实验结果；对于(2)，与理论预测相反，荷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并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至于(3)，他发现假定购买者具有相同风险态度的模型应被放弃。他还发现，英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的平均价格要高于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后者的平均价格又高于荷式拍卖。
　　在所有这些结果中，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就是荷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不等价。史密斯给出了两个理论解释：(1)在荷式拍卖中，效用不仅仅依赖于货币结果，还依赖于“等待的不确定性”；(2)在荷式拍卖中，竞标者低估了与等待相关的不断增加的风险(Smith，1991)。
　　3．作为“风洞”的实验室
　　史密斯等人为了研究放松管制、私有化和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机制的绩效，开始运用实验室作为“风洞”。这些机制非常复杂，现存的理论根本无法给出准确预测，这就使得实验方法特别有效。在一系列研究中，他研究了公共物品供给的激励相容机制设计。在这些实验中，史密斯检验了经济理论者提出的机制的有效性。史密斯还利用计算机对小型飞机时间通道的分配和能源市场的选择性组织进行了实验。
　　4．实验经济学方法论
　　史密斯除了对市场和拍卖结果的研究外，还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它的实验经济学方法论主要来自心理学中使用的实验方法。为了超过决定成本的歪曲效应，他强调给参与实验者足够货币刺激的重要性。它的方法还强调按照重复路径设计实验的重要性，以便于参与实验者熟悉和明白实验情景。但是其方法与心理学还有很多差别。心理学家主要是对个人行为感兴趣；史密斯设计实验主要是为了分析市场结果。
　　史密斯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不仅对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影响了其他社会科学。目前这一方法已经运用到多数裁定原则的委员会过程等政治领域。
　　三、结语
　　丹尼尔．卡尼曼运用回答问题、形成判断和做出选择思维过程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们怎样做出经济决策。其他的心理学家在同样问题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关于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研究更具影响。卡尼曼还对行为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卡尼曼已经成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最具影响的人物。其研究对其他学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广泛运用，而且还在自然科学，例如人类学和医学中被广泛运用。
　　弗农．史密斯是经验经济学研究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与卡尼曼不同，他不是从对理性决策的传统经济理论提出挑战开始，而是从检验关于市场绩效的可选择性假定开始，特别研究了不同市场制度的重要性。卡尼曼的调查和实验主要集中于个体决策；而史密斯的实验集中于个体和特定市场环境的相互作用。史密斯也强调方法论问题，发展了可行的实验方法，并且建立了形成良好实验的标准。查理斯．普洛特进一步发展了史密斯的实验方法，并且开拓了对新领域的实验研究。通过史密斯取得的成就，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实验方法可以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家已经把认知科学作为其研究的一个领域(John Drobak and John Nye，1997)。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假说产生了怀疑，试图解释意识形态如何对人类行为发生作用(North，1997)。这说明认知科学、心理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结合已经引起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
　　目前该领域研究的一个趋势是心理学传统和实验经济学的融合。这项新的研究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都非常重要。经验证据表明，特定的心理现象——例如有限理性、受限的自利行为和不完全自我控制——是一系列市场结果背后的重要因素。虽然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还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其发展，最终有可能取代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些要素。金融经济学要深入研究市场投机消除系统非理性对资产价格影响的程度。
　　尽管卡尼曼和史密斯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科学贡献已经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挑战。过去经济学仅限于在相对简单的人类决策理性模型上理论化，还局限于对现实资料的经验研究。卡尼曼和史密斯的最初研究刚开始时，曾受到某些经济学家的怀疑，他们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其理论已经完全渗透到经济学领域。由于他们取得的成就，许多或大多数经济学家开始把心理学研究和实验方法看作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李增刚　来源：《经济评论》2002第6期

类馅饼----中央首次全国范围为困难群众发放生活补贴

中央首次全国范围为困难群众发放生活补贴
http://finance.QQ.com　 2009年01月09日14:45 　 中国新闻网　　 我要评论(7820)
中新网北京1月9日电 (记者张希敏)中国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在今天召开的视频会上说，为妥善安排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中央财政下拨九十多亿元人民币，为七千四百多万城乡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
姜力指出，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对此次发放生活补贴的对象范围确定为全国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的优抚对象等人。补贴标准为：农村低保对象和农村五保对象每人一百元，城市低保对象每人一百五十元，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建国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建国前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每人一百八十元。
民政部、财政部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和财政部门精心组织、全力以赴，确保春节前将补贴资金全部发放到位，并加强对资金的发放管理工作，做到资金发放公正、公平、透明，确保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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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在哪里》忙碌的公仆在哪里？在包厢里。重要的工作在哪里？在宴会里。干部的任免在哪里？在交易里。工程的发包在哪里？在暗箱里。该抓的工作在哪里？在口号里。需办的急事在哪里？在会议里。该刹的歪风在哪里？在通知里。扶贫的干部在哪里？在轿车里。宝贵的人才在哪里？在悼词里。优质的商品在哪里？在广告里。破烂的危房在哪里？在农村里。豪华的大楼在哪里？在机关里。动听的词汇在哪里？在汇报里。辉煌的数字在哪里？在总结里。巨大的成绩在哪里？在水分里。可喜的进步在哪里？在创意里。

中国经济奇迹可以解释

中国经济奇迹可以解释
http://view.QQ.com　 2007年06月22日21:31 　 第一财经日报　 陈志武　 我要评论(3854)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郭宇宽（以下简称郭）：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很多人有个观点，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是一个让世人瞠目奇迹，颠覆了国际上通行的历史经验，您怎么看？
陈志武（以下简称陈）：我觉得有这种观点是视野太狭隘造成的。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绝不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举例来说，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他们那时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
但他们后来爆发出来的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围绕GDP而得出想当然的结论。这种教训历史上很多国家都犯过，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后来的结果大家都可以看到。
郭：可很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宣扬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成绩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好像有要搞出个“东方主流经济学”的意思。
陈：我不认为经济学可以分出东方西方，经济学解释的普遍规律，就像物理学不能分出个东方物理学，西方物理学一样，为了更好的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经济学需要发展，但如果有人认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唯独解释不了中国经济，那只能说明他们对经济学理论没有学透彻。
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前所未有的强劲，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会出在中国，你同意么？
陈：我不那么乐观，至少目前我没有看出苗头，我们有一种误解好像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哪里经济搞上去了，就颁给谁，要按这种标准，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颁给比尔盖茨，或者巴菲特——论赚钱谁也比不上他，可在美国要说经济学界，谁也不会把他们包括在内，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给与在经济学理论上有突破的人，他们提供的一个理论给与我们一个突破性的思维视角，和分析方法，就好像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有这些理论我们一下子看世界就看的更加清晰了，这才是经济学家的贡献。
如果说中国这个正在变局中的土地给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很丰富的研究样本我同意，但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学没有给世界贡献出什么有原创性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诺贝尔奖没颁给中国人并不是有什么偏见，我们要谦虚一些，更加努力。
郭：有一个论据是，西方经济学家相对而言更加看重自由市场和竞争，但中国在这些方面显然不符合他们的标准却一样经济高速增长。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预测频频出问题说明什么？
陈：中国对世界来说信息还很不透明，局外人判断很容易出偏差，而且经济学家的作用不在于预测明天中国股市能到多少点，那不是经济学家该干的事情。
至于对规律的判断，西方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说过，自由市场和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充份必要条件。经济增长如果用一个社会生产函数来刻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是一个多变量的方程，不仅有制度的变量，还有资本，劳动力，技术等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在数学中可以用交叉偏导来刻画，一个特别强的变量可以对一个特别弱的变量产生弥补作用，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在经济起飞的开始，就具备了相当丰富的劳动力供应，这个因素如此强劲，以至于在总的生产函数中弥补制度缺陷带来的损失。你看不是用西方常用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就很好解释么？（笑）
回到现实中国在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并不说明市场不够完善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好像我们不能从阿炳的二胡拉得好，他又是个瞎子，就总结出把人眼睛搞瞎了有助于二胡拉得好。中国的各要素中间那个少有国家具备的强劲要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不仅有大量年轻人，而且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特别吃苦耐劳，能够忍受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恶劣程度都远超过其它国家，有一个上世纪末的统计，中国人愿意工作的时间不仅远远超过美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甚至远远超过日本。这个强劲的因素弥补了我们在市场体制发育不足方面的缺陷，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这并不能掩盖我们体制的不足，就是茅于轼先生的书里说的，谁在阻碍中国人致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按照中国老百姓的勤劳付出程度，我们不该仅是现在这个样子，原因在于与观察我们周围就会发现，大家都在流汗，但很多人在做无效功，还有很多人专门在努力抵消别人做的功。
郭：有人认为和前苏联相比中国选择了一条最稳妥的渐进改革路径，比前苏联更加高明，你怎么看？
陈：首先我们要明白改革路径的选择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效率的选择，而是涉及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的决策，我们目前还很难下一个判断哪种改革路径更高明。但有一点可以分析的，是中国和苏联面临的具体环境有很大不一样，两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冲破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但两国领导人面临的资源禀赋不一样，手里的牌也不一样，中国当时国内教育水平比不上苏联，但劳动力实在太充沛了，这样就有一个条件，可以在国内体制不做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先把外资吸引进来，理由是拿外国人的钱和技术帮中国人发财，当国内经济发育起来，社会呼声强烈了以后，保守力量也衰落了以后，水到渠成的再搞政治体制改革，至少那一代中国领导人中的英明者设想的是这样，这应该说是有政治智慧的。而前苏联就不行，他自己就劳动力稀缺，除了出卖自然资源很难吸引到外资，而那时苏联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了，门槛相当高，靠吸收外资来推动改革没有可能，所以只能走一条，短时间内更加艰险的道路，大刀阔斧的从自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历史的选择。
郭：你认为中国眼前这种模式下的这一轮经济增长，多大程度上可以持续？
陈：我们正在面临很大的危机和挑战，前一段时间我在谈到中国和印度发展模式比较时，认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乐观的太早，从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角度来分析，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的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的生产内容，利润率也并不高，并且会越来越低。我们也要承认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我们不抓住现在的机会，大力把改革推向深入，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产权制度继续保留目前的公有制为主导，不从公有制转变到私有制，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当前的模式走下去出问题是一定的。

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　　政府或企业无偿地支付给个人或下级政府，以增加其收入和购买力的费用。政府或企业的一种不以取得商品或劳务作补偿的支出，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形式。转移支付包括政府的转移支付、企业的转移支付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　　①政府的转移支付。大都具有福利支出的性质，如社会保险福利津贴、抚恤金、养老金、失业补助、救济金以及各种补助费等；农产品价格补贴也是政府的转移支付。由于政府的转移支付实际上是把国家的财政收入还给个人，所以有的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负税收。　　②企业的转移支付。通常是指企业对非赢利组织的赠款或捐款，以及非企业雇员的人身伤害赔偿等等。转移支付在客观上缩小了收入差距，对保持总需求水平稳定，减轻总需求摆动的幅度和强度，稳定社会经济有积极的作用。通常在萧条来临时，总收入下降，失业增加，政府拨付的社会福利支出也必然增加。这样，可以增强购买力，提高有效需求水平，从而可以抑制或缓解萧条。当经济中出现过度需求时，政府减少转移支付量，可以抑制总需求水平的升高。当然，对于过度膨胀的需求而言，这种抑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③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一般是上一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补助。确定转移支付的数额，一般是根据一些社会经济指标，如人口、面积等，以及一些由政府承担的社会经济活动，如教育、治安等的统一单位开支标准计算的。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平衡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的政府收入的差距，以保证各地区的政府能够有效地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为社会提供服务。　　转移支付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二是横向转移，三是纵向与横向转移的混合。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是：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法治原则。在１９９４年实行分税制体制改革前，我国做了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工作，１９９４年实行分税制体制改革后才从西文引进了转移支付的概念。我国中央财政是从１９９５年开始正式实施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手册》中的支出分析框架，政府转移支付有两个层次，一是国际间的转移支付，包括对外捐赠、对外提供商品和劳务、向跨国组织交纳会费；二是国内的转移支付，既有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如养老金、住房补贴等，又有政府对国有企业提供的补贴，还有政府间的财政资金的转移。一般我们称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指政府间的财政资金转移，是中央政府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地方政府重要的预算收入。在西方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分类就是分购买支出和转移支出。　　我国目前仍实行的不是很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主要制约因素：一是各级政府的职责和事权尚未明确划分，财政支出的划分与事权是紧密联系的，难以确定标准的收支概念；二是我国的中央财政仍十分困难，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充足的财力支持；三是既得利益调整的力度过大，困难很大；四是由于体制、经济结构、自然环境和人口状况等因素影响，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发展能力存在极大差别，致使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地区均衡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五是基础性数据统计、收集有很大难度。

Schumpeter，Joseph Alois----熊彼特

February 8, 1883 – January 8, 1950)[1]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结局，并以此而闻名于经济学界。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他看来，“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他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下列五种情况：引进新产品；引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 （引自《政治经济学大词典》/张卓元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12，第878-880页）







his Most important work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humpeter#Most_important_work

his major work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humpeter#Major_Works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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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can be seen in action at this bazaar in Ashgabat, Turkmenistan.
Economics is the social science that studies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e term economics comes from the Greek for oikos (house) and nomos (custom or law), hence "rules of the house(hold)."[1]
Current economic models developed out of the broader field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owing to a desire to use an empirical approach more akin to the physical sciences.[2] A definition that captures much of modern economics is that of Lionel Robbins in a 1932 essay: "the science which studies human behaviour a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ends and scarce means which have alternative uses."[3] Scarcity means that available resources are insufficient to satisfy all wants and needs. Absent scarcity and alternative uses of available resources, there is no economic problem. The subject thus defined involves the study of choices as they are affected by incentives and resources.
Areas of economics may be divided or classified into various types, including: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
positive economics ("what is") and normative economics ("what ought to be")
mainstream economics and heterodox economics